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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中国式现代化引领酒店业高质量发展******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新时代新征程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是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一重要论述为我国酒店业实现现代化和高质量发展指明了方向。尽管我国酒店业遭受了新冠肺炎疫情的巨大冲击，但在不断克服困难和转型升级中培育了韧性。在产业复苏和发展过程中，应深入研究中国式现代化的五个特征对中国酒店业高质量发展的引领作用，践行酒店业的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理念，实现酒店业的中国式现代化目标。

　　一、住宿需求与劳动力市场规模巨大的现代化

　　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体现在我国酒店业，是我国拥有体量巨大的住宿需求市场和劳动力市场。

　　人的现代化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逻辑起点和实践主线，充分体现了人民性。一方面，我国是超大规模经济体，是全球最大的单一消费市场。酒店业所面向的需求市场人口规模巨大，既有传统的、主流的观光旅游、商务、度假休闲人群，也包括异地考试、看病、办事、移动办公等更加多元化人群，疫情影响下也开始出现本地居民、社区等对酒店服务有需求的群体。我国酒店业的消费市场层级丰富、梯度化特征明显，为多元化产业业态发展提供了充分的市场条件。当然，也存在不均衡的问题，例如有北上广深等超大城市的住宿需求，有成都、杭州等新一线城市的新兴住宿需求，近几年也出现四五线城市、县级市的下沉市场以及中西部地区待开发的市场。

　　另一方面，我国酒店业的劳动力供给市场体量巨大。酒店业的劳动力规模大、密度大且层级丰富。根据相关报告进行初步匡算，全国酒店业拥有从业人员约300万人，加之民宿业从业人员约200万，整个住宿业劳动力约500万人，既包括庞大的投资人、创业业主，也包括众多的职业经理人，更有面向广大人民群众的基层一线员工，这为发挥旅游带动就业作用奠定了坚实基础。

　　巨大的市场规模必将孕育出体量巨大的酒店产业和酒店企业。事实上，截至2021年底，我国住宿业拥有36万多家酒店、1400多万间客房，已经是世界上规模最大的酒店产业。与此同时，我国酒店企业（集团）及未来形成的酒店生态系统的体量规模也将是巨大的，截至2021年，已有7家本土酒店集团进入全球前20强，3家进入前10强，产业质量和国际竞争力在我国产业谱系中名列前茅。

　　二、追求民生福祉和美好生活的现代化

　　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体现在我国酒店业，是在追求民生福祉、美好生活方面实现现代化。

　　酒店业是典型的民生行业、重要的生活服务业。与人民群众所拥有的旅游权利一样，全体人民也拥有去酒店消费的权利，这是大众旅游时代最为核心的特征，也是人民群众追求美好生活的必然要求。我国酒店业的发展能够加速城市化进程，对城市更新和改造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为城乡人民群众追求美好生活创造更多条件和机会。例如，一些废旧厂房、办公楼等物业改造为新兴酒店，从而带动城市更新，拉动城市居民和旅游者的消费，为本地居民和外来人员创造就业岗位和创业机会。此外，我国酒店业发展也能够进一步推进乡村振兴工作，大量精品民宿、民宿集群、精品酒店、露营地、目的地酒店等建设运营，使得我国乡村旅游发展进入新阶段，能够壮大乡村集体经济，改善乡村人民生活水平，助力美丽乡村建设，实现乡村地区共同富裕。

　　我国酒店业已开始布局规模巨大的下沉市场，包括三四线城市、重点县级市和乡村，从而进一步改善我国劳动力在城乡分布、地域分布的不均衡状况，在产业结构优化的同时优化劳动力结构。此外，酒店业能够吸纳大量劳动力，尤其是大中型连锁酒店、高端酒店等，能够为农民工进城提供就业通道，并在持续的工作和培训中提升劳动力素质。

　　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

　　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体现在我国酒店业，是在追求硬件技术和软件服务的协调融合中迈向现代化。

　　硬件技术方面，物业集成化改造和模块化装修装饰技术使得酒店硬件产品生产技术真正实现工业化、标准化、定制化，酒店建筑施工及装修的工程技术效率得到极大提高。同时，酒店业作为新的生活方式的引领行业，在吃、住、用、娱等要素领域的创新是社会物质文明进步的风向标。此外，包括大数据、人工智能、物联网、元宇宙等新兴科技全面渗透和应用到酒店的运营、管理和服务各方面，为我国科技创新提供了充分的应用场景。可以说，得益于技术进步，我国酒店业实现了“硬件革命”、弯道超车，在硬件技术方面初步实现现代化，促进了我国物质文明建设。

　　软件服务方面，我国酒店业也开始高度重视，注重先进理念的借鉴与中国服务的打造。一方面，在文旅融合背景下大力推动有中国文化特色的生活方式酒店、文化主题酒店、文化遗产酒店等发展，促进中国文旅融合服务模式的全面推广、走向世界，从而促进精神文明建设，并提高国人的文化自信。另一方面，在全球化背景下借鉴各国优秀理念，通过中外合资和合作的模式，引入和打造更加多元化、全球本土化（glocalizaiton）的酒店品牌，例如，首旅与凯悦打造的逸扉、锦江和希尔顿打造的欢朋等，从生活方式、文化底蕴、管理模式等方面提升了我国酒店业的国际影响力。

　　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体现在我国酒店业，是在“两山”理念、双碳目标指引下追求绿色发展和低碳环保的现代化。

　　我国酒店业始终坚持走绿色发展道路，在旅游星级饭店评定、绿色饭店评定等国家标准中充分体现绿色发展要求，坚持低碳环保理念，倡导绿色消费行为，坚定实施绿色战略与管理，如绿色建筑、绿色环保设备设施、绿色产品和服务、绿色运营管理体系等。此外，头部酒店集团及上市公司，如锦江、首旅、华住、君亭等，开始发布国际ESG评价体系报告及企业社会责任报告，采取负责任的绿色环保行为，努力践行企业社会责任，体现大国大企责任担当，为我国酒店业实现全面绿色发展、可持续发展起到了引领作用。

　　特别值得关注的是，我国很多自然生态环境优美但需要特别注重环境保护的地区，往往是远离城区的郊区、乡村地区，因为发展旅游和休闲度假等活动需要建设大量住宿设施。这些地区的住宿设施建设，如度假酒店、会议酒店、精品民宿、房车营地等，要坚守生态保护的底线和红线，坚持与当地自然生态、社会环境相融合，通过打造生态酒店、环保酒店、健康养生酒店等，实现酒店与自然的和谐共生。

　　五、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

　　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体现在我国酒店业，是在双循环格局下展示中国服务文化、倡导中国式生活美学以及促进中外人文交流的现代化。

　　我国酒店业中很多高端酒店是一个地区的地标性建筑，是该地区举办高端国际性会议和大型节事活动的重要场所，是一个城市的“会客厅”和文化名片，是对外展现中国发展成就、中国文明风尚和中国优秀文化的重要窗口。当前很多本土酒店在探索中国式接待服务模式，如首旅诺金酒店、白天鹅宾馆、海景花园大酒店、碧水湾温泉酒店等，用有温度的服务体现殷勤好客、无微不至、充满亲情的中国文化，很多酒店的服务在海外都有较高知名度。

　　我国很多本土酒店也是中国文化展示和传播的舞台、中外人文交流和文明对话的平台。例如，依托中华饮食文化进行餐饮创新，让宾客体验“舌尖上的中国”；依托中华养生文化，为顾客提供中国式健康生活方式体验；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发现中国式生活美学的真谛，让宾客在入住期间的日常起居和衣食住行中就能够深入了解中国文化。这些实践是新时代我国酒店业为加强中外人文交流、促进世界和平发展给出的中国模式、中国风格和中国方案。

　　（李彬 谷慧敏 作者单位：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旅游科学学院）

早期中国文学中的极美与极丑******

　　作者：刘书刚（山东大学文学院副研究员）

　　美与丑是人们在日常生活、艺术品鉴中都广泛使用的一对概念。作为艺术形式之一种，文学自然是以美为尚的，俊美的人物，精美的器物，赏心悦目的风物景观，凡此种种历来是文学书写的重要对象。不过，触发审美愉悦的机制是复杂的，有时候，对一些丑陋怪奇的事物的精妙描写，同样也可让人在惊心骇目之后欢喜赞叹，审丑本身即是一种特殊的审美方式。在早期中国文学中，极美与极丑的书写即已大量存在，这类尝试既有助于拓展人们的想象力，也可促进表达技艺的提升，对于文学的演进有极大的推动作用。

　　一

　　古人很早就认识到美好之下往往暗藏凶险。《左传》记载了一个曲折离奇的桃色故事：夏姬是美色冠绝于世的一位奇女子，陈灵公及两位大臣孔宁、仪行父与之私通，身遭篡弑亡国之祸；楚庄王以平乱为由入陈，被掳回的夏姬又成为楚国君臣垂涎、争夺的对象。最终，申公巫臣运用智术，携夏姬奔往晋国，为此他放弃了自己在楚国的一切，也让宗族陷入灾难。夏姬的女儿同样是天生尤物，叔向想要聘娶，母亲劝阻他，指出“甚美必有甚恶”。“天钟美于是，将必以是大有败也。”（《左传·昭公二十八年》）夏姬母女那惊人的颜值，与一众相关男性的悲惨命运，无疑给当时人带来了巨大的震撼。将灾祸归结于女色，对夏姬等女性并不公允，只是，极美之物在散发出难以抵御的魅惑的同时，也让人心生恐惧，这颇合乎常情。

　　叔向母亲阐述的美恶相生，主要是从现实经验中总结出的祸福相倚之理，《老子》又将这些朴素的智慧，提炼为“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已”（《老子》第二章）等警句。庄子则在极美、极丑两端同时发力书写，借以阐发自己的诸多思想，其另辟蹊径的思考，与别具风姿的文学风格正相适配，留下了许多脍炙人口的篇章。

　　极美、极丑的书写，都出现在庄子对得道之人，亦即所谓“神人”“至人”的描绘中。《逍遥游》篇中的神人是华美而曼妙的：“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肌肤若冰雪，绰约若处子。不食五谷，吸风饮露。乘云气，御飞龙，而游乎四海之外。”这纯粹而高洁的神人，居住在遥远的姑射之山，超脱于凡俗的人间，游走在广阔的空间里，怡然自得，自如无碍。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其他诸子所盛称的“圣人”，往往呈现为睿智深沉的中老年男性的样貌，唯独庄子笔下的神人，虽不能明确其性别，就其描述来看，无疑有着浓郁的女性色彩。这种设定究竟有何深意，是庄子留给后人的一个谜团，但寥寥数笔就勾勒出如此令人神往的形象，无疑显示了他非凡的语言天分。

　　饶有趣味的是，在庄子笔下，很多境界极高的人物又是身体畸形、残缺而丑陋的。《德充符》篇中集中描写了这类人物，他们寄托着庄子的人格理想，却有着奇怪的样貌。王骀为兀者，不知是因为先天的残疾，还是后天的处世不谨招致祸患而丧失一足，但其弟子徒属竟然跟孔子一样多，他的魅力究竟来自何处？更夸张的是哀骀它，他“以恶骇天下”，奇丑无比，“丈夫与之处者，思而不能去也。妇人见之，请于父母曰‘与为人妻宁为夫子妾’者，十数而未止也。”男子追随他不忍离去，女子甘愿为其做妾，这莫名其妙的吸引力，与其无与伦比的丑恶，形成强烈的反差。至于“闉跂支离无唇”“甕[~符号~]大瘿”等人，从名字就可看出形体的怪异，或身形卷曲没有嘴唇，或长有恶瘤大如甕[~符号~]，但他们都让拥有权势的君主一见倾心。显然，庄子试图以此表明，外在的形貌无足轻重，这些怪人之所以有奇异的魅力，是因为他们内在完满充足的德行。

　　身体的畸形、残缺，有时来自造化那无可抗拒的伟力。庄子对于宇宙万物无休无止的运转有着深刻的认识，每一个个体，都裹挟在无穷无尽的变化中，都难免经历不知缘由、不可预测的变形记。他描写过一个叫子舆的人，因为一场大病，变得“曲偻发背，上有五管，颐隐于齐，肩高于顶，句赘指天，阴阳之气有沴”。由于佝偻到无以复加的程度，他的脸颊低垂到肚脐处，肩膀高于头顶，五脏六腑因此都在身体上端，体内的阴阳之气也紊乱无序。但他“心闲而无事，跰[~符号~]而鉴于井，曰：‘嗟乎！夫造物者又将以予为此拘拘也！’”（《庄子·大宗师》）他知道，这丑陋由造物赋予，与其不接受，甚至心生厌恶，何如以审美的心态，来观察造物那不可思议的创造力。庄子常以“观化”的态度来面对天地自然，变化本为世界之常态，降临在自己身上又何足为怪；而形体的转变越是丑陋，越是不忍直视，就越能凸显体道之人安时处顺的淡然。

　　庄子十分关注美、丑之间相反相成的关系，并质疑人们区分美丑的标准。何为美？何为丑？种种据以评断的原则，往往不过是个人的偏见。他用一个让人忍俊不禁的例子来说明这点：“猨猵狙以为雌，麋与鹿交，[~符号~]与鱼游。毛嫱丽姬，人之所美也；鱼见之深入，鸟见之高飞，麋鹿见之决骤。”（《庄子·齐物论》）猿猴与猵狙为匹偶，麋与鹿、[~符号~]与鱼相交，举世称艳的美女，在鸟兽眼中却是可怕的怪物，所谓的沉鱼落雁，实际上是避之唯恐不及。与此同理，每个人都有其喜好，有各自的审美标准，如果强迫别人与自己一致，或者自以为美，就会让人感到厌烦。“阳子之宋，宿于逆旅。逆旅人有妾二人，其一人美，其一人恶，恶者贵而美者贱。阳子问其故，逆旅小子对曰：‘其美者自美，吾不知其美也；其恶者自恶，吾不知其恶也。’”（《山木》）以美自居，甚至以此自傲，谁能跟这类人相处而不感到别扭、尴尬呢？庄子力证美、丑之别并无一定之规，是想提醒人们注意事物无比丰富的差异性，每一种存在物都有其天然的价值。

　　神人、至人等不妨美得惊人，也不妨丑得骇人，这本身就说明，美、丑之类的区别在庄子心中并不重要，它们不过是人们强加于事物的，何尝损益事物之本真。虽然无所偏颇，但整体而言，极美与极丑之间，庄子书写后者时花费了更多笔墨，因为这有助于他破除人们的常识与偏见。虽以丑陋为描绘对象，但他纵横肆意的想象力和恣纵鼓舞的行文，无疑制造了一道奇崛的文学景观，闻一多先生即盛赞庄子写丑，说他开出了中国文学中“以丑为美”的新境界。

　　二

　　庄子在文学上才华天纵，但书写极美、极丑的想法，未必是其一人独创，或许是受到了战国时代的娱乐文化和文学风气的影响。姑射之山上的神人为何富有女性色彩，缘由颇难确定，但在摹写极美的文学传统中，美女本就是一个最为重要的书写对象。这是自然而然的现象，女性是生活中最常见的美好，女色又是王侯贵族的一种重要消遣之物，呈现其姣好面容、要袅身姿和动人情态，自是文学的题中之义，对于一些偏于通俗、助人欢乐的文体而言更是如此。庄子之后不久，宋玉就以描摹美人绝色的赋作为自己赢得了声望，也为文学史增添了新的华彩。

　　《高唐赋》《神女赋》无疑是宋玉用力最深的赋作。两赋情节、文势相连一贯，实可视作上下二篇。《高唐赋》叙述楚王与宋玉游于云梦之台，观览变幻莫测的云气，宋玉称其为巫山神女所幻化，而神女又曾向楚之先王自荐枕席。以云气为神女化身，或是因为女子那难以捉摸，又缭绕缠绵的魅力，正与云气相类。不过，此赋的主体部分转向了对高唐自然景观的描写，在《神女赋》中，宋玉才纵笔描摹又在楚王梦中现身的神女。赋中，楚王先复述了梦中所见：“其始来也，耀乎若白日初出照屋梁；其少进也，皎若明月舒其光。须臾之间，美貌横生。晔兮如华，温乎如莹。五色并驰，不可殚形。详而视之，夺人目精。”神女之来，如日月一般让楚王的眼前充满光亮，细细查看，又是如花似玉、五色相宣，令人目不暇接，令人心驰神荡。

　　楚王又令宋玉以赋写形，试图保留这短暂的印象：“其状峨峨，何可极言。貌丰盈以庄姝兮，苞温润之玉颜。眸子炯其精朗兮，瞭多美而可观。眉联娟以蛾扬兮，朱唇的其若丹。素质干之醲实兮，志解泰而体闲。既姽婳于幽静兮，又婆娑乎人间。”通过对其身体各个部位的铺写，宋玉尽可能地展现神女形貌的每一个细节，这位翩然入梦的女性完美无瑕，几乎荟萃了时人对女性之美的所有想象。楚王、宋玉的先后描述，实际是将神女一人容貌做两番描写，更便于作者铺排笔阵、倾泻词源，宋玉也确实不遗余力地展现了自己巨大的词汇量和骋词造句的能力。这种无所不及、纤悉必具的写生留影，既是赋体的典型修辞特色，也能满足作者的炫才之心。此后，巫山云雨成为成语，不知承载着多少狎思和欲望。

　　早期赋作多与宫廷娱乐活动有关，赋之一体原本有俳谐轻俗的特质。虽然语涉狭邪，高唐、神女二赋的行文实际十分文雅，神女虽入楚王梦中，却能以礼自持，让楚王空留怅惘，可见宋玉已开始尝试提升赋体品格。相较而言，《登徒子好色赋》更能彰显极言美色的风气与当时游娱文化之间的关联，并且，极美之外，此篇也着笔于极丑一面，美、丑两面双峰并峙，相映成趣。

　　登徒子向楚王诋毁宋玉好色，这是一个充满谐趣的场景，宋玉则从容辩解。他说自己东家有女，“增之一分则太长，减之一分则太短；著粉则太白，施朱则太赤。眉如翠羽，肌如白雪；腰如束素，齿如含贝。嫣然一笑，惑阳城，迷下蔡。然此女登墙窥臣三年，至今未许也”。这位女子美得恰到好处，不假朱粉之修饰而天生丽质，但她越不可方物，就越能证明宋玉立身之谨严。至于登徒子，“其妻蓬头挛耳，齞唇历齿，旁行踽偻，又疥且痔。登徒子悦之，使有五子”。面对如斯丑妇尚不能克制欲望，究竟是谁好色，一目了然。宋玉夸张的自辩和夸诞的反击，无疑有让观者捧腹的效果。

　　书写极美是文学之当行本色，书写极丑则反映了追求谐谑的恶趣味。但这并非宋玉偶然涉笔，在当时的娱乐活动中，说丑与称美一样，可能都十分常见，为人喜爱。北京大学所藏西汉竹书中，有一篇名为《妄稽》的俗赋，可以证明极美、极丑的书写，在汉代仍然相当流行。

　　赋中，容貌德行俱佳的名族少年周春，在父母的安排下娶妄稽为妻，而妄稽的丑恶触目惊心，令人不敢直视：“妄稽为人，甚丑以恶。肿肵广肺，垂颡折额。臂夭八寸，指长二尺。股不盈骈，胫大五握。蔑畛领腋，食既相泽。勺乳绳萦，坐肄于席。尻若冣笱，膞膌格格。目若别杏，蓬髪颇白。年始十五，面尽魿腊。足若悬姜，胫若棪株。身若猬棘，必好抱躯。口臭腐鼠，必欲钳须。”即使想象力再充沛，恐怕也无法通过这大段的排比文字，在脑海中复原出妄稽的面貌，她几乎是一个全无人形的怪物。周春无法忍受与其一起生活，又纳虞士为妾，而虞士则是一位秀出人伦的美女：“色若春荣，身类[~符号~]素。赤唇白齿，长颈宜顾。□泽比丽，甚善行步。□□□……出辞和暇。手若阴蓬，足若踹卵。丰肉小骨，微细比转。眺目钩折，蚁犂睫管。”她让周春一见钟情，也得到万千宠爱。

　　妄稽不仅容貌丑陋，还既妒且悍。尽管虞士一再示好示弱，她还是不能接受妻妾共处的生活，对虞士大加迫害，此赋的情节也因此越来越离奇。为了使虞士免于灾难，周春甚至为其建造了一个坚固的堡垒，然而，在他外出之际，墉墙之坚，重门之深，还是阻挡不了妄稽的入侵。她劫走虞士，大加捶笞，虞士命悬一线，幸而周春及时赶回，方才逃得性命。值得注意的是，妄稽之丑与虞士之美，赋中都一写再写，极力铺衍。美、丑甚至有了相互催发的效果：妄稽越是丑拙暴虐，虞士就越发楚楚可怜。

　　这个看起来无法收场的故事，以妄稽病死终结，临终之际，她因为自己的残暴而露出悔意。周春为何会娶妄稽？此赋的一些情节事理上难以索解。不过，“妄稽”即无稽之意，表明此赋纯属虚构，并无意于讲述一个合情合理的故事。对于当时的读者或观众而言，从极美、极丑的反差中，从丑妇作怪的戏剧性情节里获得愉悦，才是赋作最主要的功能，此篇因此具有极其强烈的戏谑、调笑色彩。《妄稽》篇已有残缺，据整理者推算，原文当有三千余字，篇幅不可谓短，堪称早期文学中极美、极丑书写的集成之作。

　　在赋体文学中，摹写美人是一个经典题材，宋玉之后，曹植《洛神赋》最为知名。同样值得注意的是，丑妇书写在赋体中也代有所作，甚至不乏佳构。相传潘越即有《丑妇赋》，可惜已经亡佚，敦煌文献中则保存了赵洽《丑妇赋》与《丑女缘起》等篇，明清之时，仍有人以此为题进行创作。必须承认，无论是书写美人还是丑妇，都有物化女性的嫌疑，但作为一个源远流长的文学传统，这些书写既为文人提供了炫耀才华的契机，也给读者带来开怀一笑的愉悦。

　　极美、极丑的书写，庄子借之阐发哲思，破解人们的执念和偏见，《妄稽》作为一篇故事赋，主要功能在于取悦观众、佐人清欢，至于宋玉，他的赋作有偏向于俗的一面，也有化俗为雅的努力。总之，这组题材出入雅俗之间，有着丰富的面向和多样的精彩。进一步说，极美、极丑的意象在早期中国文学中实际有广泛的存在。《诗经》中有“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的硕人，也有肮脏的籧篨、戚施；屈原作品中大量存在的香草美人与粪壤萧艾，也是用美、丑的对比，来形容诗人与污浊尘世的格格不入。推想事物的极端状态并极力描写，是思维与语言的双重实验，会迫使学人才士们神思飞扬，也要求撰文者提升表达技艺和修辞功力，这无疑有助于拓展文学的疆域，推动文学史的前进和发展。

　　《光明日报》（ 2023年01月09日 13版）

　　（文图：赵筱尘 巫邓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