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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发展新格局 建设世界级旅游目的地******

　　党的二十大回顾总结了过去五年的工作和新时代十年的伟大变革，阐述了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国特色和本质要求等重大问题，对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行了战略部署。党的二十大报告，是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胜利的政治宣言和行动纲领。

　　陕西将坚持文旅融合高质量发展，在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弘扬革命文化、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过程中积极赋能旅游发展，大力发展红色旅游、绿色旅游、乡村旅游、智慧旅游、文明旅游，不断扩大开放水平，努力构建发展新格局，推动陕西建成传承中华优秀文化的世界级旅游目的地和国际文化旅游中心。

　　全面统筹整合旅游资源，科学优化旅游空间布局。开展全省旅游资源普查，全面摸清旅游资源家底，形成“五维合一”的成果体系，为旅游资源科学保护、合理开发提供基础依据。加快构建“一核四廊三区”文旅发展新格局。打造关中综合文化产业带、陕北民俗及红色文化产业带、陕南自然风光生态旅游产业带。依托黄帝陵、兵马俑、延安宝塔山、秦岭、华山等陕西文旅资源，打造一批闻名世界、国内一流的旅游集聚区。以长城、长征、黄河国家文化公园（陕西段）建设为契机，推动全省红色旅游资源保护利用体系建设，带动红色旅游发展。

　　实施重大项目带动战略，全面提升旅游发展水平。陕西将精准把握打造万亿级文旅产业和促进文旅消费的目标任务，推动七条文旅重点产业链建设，推进县域文旅产业发展，实施文化产业“十百千”工程，建设一批文化厚重、内涵丰富、特色鲜明、市场前景好的重点项目，培育一批富有陕西特色的世界级旅游景区和度假区，形成一批世界一流、全国领先、独具特色的文旅产业集群，增强文旅企业竞争力，提升发展能级。

　　加大优质产品和服务供给，更好满足人民群众的旅游需求。陕西将坚持旅游为民原则，以高品质供给推动旅游业高质量发展，大力发展乡村旅游、夜间旅游、康养旅游、房车露营等新兴业态，打造一批文化特色鲜明的旅游休闲城市和街区，推出一批特色鲜明的精品旅游线路，形成一批竞争力强的旅游商品。持续办好西安丝绸之路国际旅游博览会、陕西旅游商品大赛、西安国际文创产品创新创意大赛等大型活动，支持和鼓励社会力量广泛参与旅游商品研发推广，打造陕西旅游商品IP。秉持旅游便民利民理念，加强旅游基础服务设施建设，持续推动旅游景区智能化、信息化发展，完善旅游智能服务体系、便民惠民体系、安全保障体系和行政服务体系，提高游客满意度。

　　深化“旅游+”融合发展，促进旅游发展质量、效益双提升。近年来，陕西深化文旅融合，大力推进“旅游+”业态发展，大唐不夜城、袁家村乡村旅游、长安十二时辰主题街区等高品质业态成为旅游经济发展的新动能。陕西将坚持以文塑旅、以旅彰文，不断深化文旅融合发展，建立省级文化旅游产业融合实验区机制，统筹推进“一市一品”创建工作，打造一批地域特色鲜明的文旅融合示范区。创新推动“旅游+”发展，更好融合历史文化、自然生态、科技教育等元素，培优夜间观光、生态旅游、自驾露营、研学旅行等业态，推动旅游业向现代化、智慧化、品质化、国际化转型升级。抓紧实施文旅科技创新工程、上云用数赋智文旅试点、文旅产业赋能乡村振兴计划等融合创新发展重点工作，大力发展陕西特色文旅融合业态，赋能旅游业高质量发展。

　　主动服务外交大局，推动文化和旅游国际交流合作走深走实。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坚守中华文化立场，提炼展示中华文明的精神标识和文化精髓，加快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展现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文化和旅游国际交流合作在增进民心相通、提升国家形象、增强文化软实力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陕西将坚定不移地参与“一带一路”高质量建设，创新观念、开拓思路、拓展方式，举办好丝绸之路国际艺术节、西安丝绸之路国际旅游博览会等重大国际交流活动，积极参与“欢乐春节”“云游中国”“中国文化周”等品牌活动，发挥好境外新媒体矩阵传播作用，宣传推介陕西省精品剧目、特色美食、非遗和旅游资源，促进中华文明与各国文明的交流，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上，奋力谱写陕西文化和旅游强省建设的新篇章。

　　（高阳 作者系陕西省文化和旅游厅党组书记、厅长）

师恩难忘******

　　刘末利

　　1960年，对于当下，已是十分遥远。对于我，那时从学校毕业，加入中新社大家庭的情景，还是如此清晰在目。那时的我，即使与同时进中新社的同学相比，也显得非常稚嫩。我的第一个工作岗位是在专稿部通讯组。资深同事们对我关爱有加，社领导、部门领导对我的点滴表现，都给予鼓励、赞许。

　　记得1961年的春天，我奉命出差，地点是天津市区。组内资深记者张益常陪我同行，她侧重采访天津郊区。这样的安排体现了良苦用心。当时兼部主任的副社长王纪元说过：“要是刘末利一个人出门，还分不清东南西北呢。”

　　几十年来，这个“评语”一直牢记在心。1963年初，我奉调至上海记者站。第二年的春天，浙江省侨务工作会议在杭州召开。总社指定我前往采访是次会议。第一次采访大型会议，我毫无把握。到了杭州，得知张帆社长也将应邀赴会，更使我忐忑不安，心想千万不能在社领导面前“出洋相”。张帆社长抵达杭州后，抽空了解了我的采访计划。他当即给我出题目，约请与会的杭州、宁波、温州等市侨务部门负责人座谈，他也参加。社长手把手的指导，真是十分难得的学习机会。一切安排妥当，座谈就在晚上。趁那天下午休会，常驻杭州的摄影记者沈鸣陪张帆社长游虎跑，我也随行。我们在虎跑山上喝茶、聊天。后又驱车前往梅家坞，品尝龙井新茶。我倒是先把握了这个“机会”，享受龙井的美妙，一杯接一杯，忘乎所以。返程途中，自我感觉不妙——晕车了。回到宾馆，免去晚饭还不行。待到座谈会即将开始，与会者陆续到达。我却因胃里“翻江倒海”，忍不住奔进卫生间一阵呕吐。多少年来，无论我怎样努力，也想不起那次座谈的主题以及写稿过程，永远记得的是张帆社长曾经说过：“你这种身体，怎么当记者呀！”

　　这个“洋相”出得够可以的了。晕车固然是因为“内耳前庭平衡感受器受运动刺激而影响神经中枢的症状”，算不上疾病，但对一个记者确实很麻烦。“杭州事件”使我明白必须与那个平衡感受器“对着干”。后来，我因采访而海、陆、空都“晕”过了。印象最深的是上世纪80年代前期，上海决定恢复经过台湾海峡的上海至福州航班，我参加首航采访。事先我一心要在船上“现场采访”。没料到船刚出吴淞口，我就晕得躺倒了。眼看完成任务有难，幸好一位同行大力支持。他根据我的要求在旅客中物色采访对象，再陪着我前去。我就在“采访—躺下—再采访—再躺下”的节奏中完成“首航”。

　　岁月流逝。时至上世纪70年代末，终于盼来中新社恢复建制。我从上海某出版社回归中新社。1979年初，上海分社“开张”，包括分社负责人，人员只有七八个，我包揽了上海全部的经济报道工作。那时国家进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新时期。上海曾经是远东经济发达的大城市，又是全国工业基地；在执行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对外开放的方针中，自有许多符合经济规律的创新之举。何况还有引进30万吨乙烯工程的上海石油化工总厂、以进口矿砂为原料的宝山钢铁总厂正在加紧建设。在这样的背景下，上海分社的经济报道应该做得有声有色，实际上却是将近3年没有达到总社的要求。上海分社“经济报道没做好”，使我承受巨大压力。我感到迷惘，无所适从。某年，总编室主任徐曰琮来上海分社。我不知道他此行的“任务”。但是他私下对我说，上海分社经济报道没有做好，责任不在于我，我已经尽职了。此话使我得到极大宽慰。1982年春，当时的副社长王士谷率总社新闻部、专稿部及广东、福建等分社的各路精英云集上海，召开经济报道工作会议。会议下达了总社对经济报道的方针和思路，交流了经济采编的经验。会下有关部门领导对我更有针对性地点拨和指导，特别鼓励我要敢于采访重大题材。于我，真是醍醐灌顶！总社领导在多年没有做好经济报道的上海分社召开经济工作会议，目的明确，效果显见。我走出了“中新社是新华社的补充”、“上海分社以报道侨务、文艺、体育等‘三宝’为主”等中新社初创时期办社和报道思想的局限，在报道思想和业务能力上都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也是在1982年，总社召开专稿工作会议，明确了“面向中间，反映现实”的专稿工作新方针。这是针对国内外形势的变化，针对海外读者迫切希望了解中国新时期政治、经济新动向而拟定的。其时香港《明报》、《快报》等常见署名“宗涓”的专电，评述中国时政。文笔挥洒自如，读得我如痴如醉，不胜钦羡。我本专稿部出身，于是学样“跟进”。专稿部负责人时来电话，给我鼓励。1984年底，我赴总社参加工作会议期间，还当面请教，受益匪浅，为我此后坚持专稿写作打下基础。上述时期，除了总社和相关部门领导之外，我的多位老同事，也给我莫大支持和鼓励，他们是我的益友，更是良师。我永远感谢他们。挂一漏万，在此不一一列举姓名了。

　　1984年底，各地方分社换班。总社委任我为上海分社采编主任。我毫无思想准备，心中茫然。刚卸任的上海分社社长姚凡对我关心又支持。他“面授机宜”道：不要脱离采编第一线。一来采编业务是我的“强项”；二来只有身在“第一线”才能指挥和组织分社的采编活动。后来，我一直按照他提示的原则去做。虽然辛苦，于我个人、于分社都足见成果，毋庸多言。

　　在中新社40年一路跋涉之中，得到多位领导、资深同事们的培养、帮助，十分难得；唯有满怀感激，永远念叨：“师恩难忘”！

　　(历史资料)

　　（文图：赵筱尘 巫邓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