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期中国文学中的极美与极丑******
作者:刘书刚(山东大学文学院副研究员)
美与丑是人们在日常生活、艺术品鉴中都广泛使用的一对概念。作为艺术形式之一种,文学自然是以美为尚的,俊美的人物,精美的器物,赏心悦目的风物景观,凡此种种历来是文学书写的重要对象。不过,触发审美愉悦的机制是复杂的,有时候,对一些丑陋怪奇的事物的精妙描写,同样也可让人在惊心骇目之后欢喜赞叹,审丑本身即是一种特殊的审美方式。在早期中国文学中,极美与极丑的书写即已大量存在,这类尝试既有助于拓展人们的想象力,也可促进表达技艺的提升,对于文学的演进有极大的推动作用。
一
古人很早就认识到美好之下往往暗藏凶险。《左传》记载了一个曲折离奇的桃色故事:夏姬是美色冠绝于世的一位奇女子,陈灵公及两位大臣孔宁、仪行父与之私通,身遭篡弑亡国之祸;楚庄王以平乱为由入陈,被掳回的夏姬又成为楚国君臣垂涎、争夺的对象。最终,申公巫臣运用智术,携夏姬奔往晋国,为此他放弃了自己在楚国的一切,也让宗族陷入灾难。夏姬的女儿同样是天生尤物,叔向想要聘娶,母亲劝阻他,指出“甚美必有甚恶”。“天钟美于是,将必以是大有败也。”(《左传·昭公二十八年》)夏姬母女那惊人的颜值,与一众相关男性的悲惨命运,无疑给当时人带来了巨大的震撼。将灾祸归结于女色,对夏姬等女性并不公允,只是,极美之物在散发出难以抵御的魅惑的同时,也让人心生恐惧,这颇合乎常情。
叔向母亲阐述的美恶相生,主要是从现实经验中总结出的祸福相倚之理,《老子》又将这些朴素的智慧,提炼为“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已”(《老子》第二章)等警句。庄子则在极美、极丑两端同时发力书写,借以阐发自己的诸多思想,其另辟蹊径的思考,与别具风姿的文学风格正相适配,留下了许多脍炙人口的篇章。
极美、极丑的书写,都出现在庄子对得道之人,亦即所谓“神人”“至人”的描绘中。《逍遥游》篇中的神人是华美而曼妙的:“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肌肤若冰雪,绰约若处子。不食五谷,吸风饮露。乘云气,御飞龙,而游乎四海之外。”这纯粹而高洁的神人,居住在遥远的姑射之山,超脱于凡俗的人间,游走在广阔的空间里,怡然自得,自如无碍。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其他诸子所盛称的“圣人”,往往呈现为睿智深沉的中老年男性的样貌,唯独庄子笔下的神人,虽不能明确其性别,就其描述来看,无疑有着浓郁的女性色彩。这种设定究竟有何深意,是庄子留给后人的一个谜团,但寥寥数笔就勾勒出如此令人神往的形象,无疑显示了他非凡的语言天分。
饶有趣味的是,在庄子笔下,很多境界极高的人物又是身体畸形、残缺而丑陋的。《德充符》篇中集中描写了这类人物,他们寄托着庄子的人格理想,却有着奇怪的样貌。王骀为兀者,不知是因为先天的残疾,还是后天的处世不谨招致祸患而丧失一足,但其弟子徒属竟然跟孔子一样多,他的魅力究竟来自何处?更夸张的是哀骀它,他“以恶骇天下”,奇丑无比,“丈夫与之处者,思而不能去也。妇人见之,请于父母曰‘与为人妻宁为夫子妾’者,十数而未止也。”男子追随他不忍离去,女子甘愿为其做妾,这莫名其妙的吸引力,与其无与伦比的丑恶,形成强烈的反差。至于“闉跂支离无唇”“甕[~符号~]大瘿”等人,从名字就可看出形体的怪异,或身形卷曲没有嘴唇,或长有恶瘤大如甕[~符号~],但他们都让拥有权势的君主一见倾心。显然,庄子试图以此表明,外在的形貌无足轻重,这些怪人之所以有奇异的魅力,是因为他们内在完满充足的德行。
身体的畸形、残缺,有时来自造化那无可抗拒的伟力。庄子对于宇宙万物无休无止的运转有着深刻的认识,每一个个体,都裹挟在无穷无尽的变化中,都难免经历不知缘由、不可预测的变形记。他描写过一个叫子舆的人,因为一场大病,变得“曲偻发背,上有五管,颐隐于齐,肩高于顶,句赘指天,阴阳之气有沴”。由于佝偻到无以复加的程度,他的脸颊低垂到肚脐处,肩膀高于头顶,五脏六腑因此都在身体上端,体内的阴阳之气也紊乱无序。但他“心闲而无事,跰[~符号~]而鉴于井,曰:‘嗟乎!夫造物者又将以予为此拘拘也!’”(《庄子·大宗师》)他知道,这丑陋由造物赋予,与其不接受,甚至心生厌恶,何如以审美的心态,来观察造物那不可思议的创造力。庄子常以“观化”的态度来面对天地自然,变化本为世界之常态,降临在自己身上又何足为怪;而形体的转变越是丑陋,越是不忍直视,就越能凸显体道之人安时处顺的淡然。
庄子十分关注美、丑之间相反相成的关系,并质疑人们区分美丑的标准。何为美?何为丑?种种据以评断的原则,往往不过是个人的偏见。他用一个让人忍俊不禁的例子来说明这点:“猨猵狙以为雌,麋与鹿交,[~符号~]与鱼游。毛嫱丽姬,人之所美也;鱼见之深入,鸟见之高飞,麋鹿见之决骤。”(《庄子·齐物论》)猿猴与猵狙为匹偶,麋与鹿、[~符号~]与鱼相交,举世称艳的美女,在鸟兽眼中却是可怕的怪物,所谓的沉鱼落雁,实际上是避之唯恐不及。与此同理,每个人都有其喜好,有各自的审美标准,如果强迫别人与自己一致,或者自以为美,就会让人感到厌烦。“阳子之宋,宿于逆旅。逆旅人有妾二人,其一人美,其一人恶,恶者贵而美者贱。阳子问其故,逆旅小子对曰:‘其美者自美,吾不知其美也;其恶者自恶,吾不知其恶也。’”(《山木》)以美自居,甚至以此自傲,谁能跟这类人相处而不感到别扭、尴尬呢?庄子力证美、丑之别并无一定之规,是想提醒人们注意事物无比丰富的差异性,每一种存在物都有其天然的价值。
神人、至人等不妨美得惊人,也不妨丑得骇人,这本身就说明,美、丑之类的区别在庄子心中并不重要,它们不过是人们强加于事物的,何尝损益事物之本真。虽然无所偏颇,但整体而言,极美与极丑之间,庄子书写后者时花费了更多笔墨,因为这有助于他破除人们的常识与偏见。虽以丑陋为描绘对象,但他纵横肆意的想象力和恣纵鼓舞的行文,无疑制造了一道奇崛的文学景观,闻一多先生即盛赞庄子写丑,说他开出了中国文学中“以丑为美”的新境界。
二
庄子在文学上才华天纵,但书写极美、极丑的想法,未必是其一人独创,或许是受到了战国时代的娱乐文化和文学风气的影响。姑射之山上的神人为何富有女性色彩,缘由颇难确定,但在摹写极美的文学传统中,美女本就是一个最为重要的书写对象。这是自然而然的现象,女性是生活中最常见的美好,女色又是王侯贵族的一种重要消遣之物,呈现其姣好面容、要袅身姿和动人情态,自是文学的题中之义,对于一些偏于通俗、助人欢乐的文体而言更是如此。庄子之后不久,宋玉就以描摹美人绝色的赋作为自己赢得了声望,也为文学史增添了新的华彩。
《高唐赋》《神女赋》无疑是宋玉用力最深的赋作。两赋情节、文势相连一贯,实可视作上下二篇。《高唐赋》叙述楚王与宋玉游于云梦之台,观览变幻莫测的云气,宋玉称其为巫山神女所幻化,而神女又曾向楚之先王自荐枕席。以云气为神女化身,或是因为女子那难以捉摸,又缭绕缠绵的魅力,正与云气相类。不过,此赋的主体部分转向了对高唐自然景观的描写,在《神女赋》中,宋玉才纵笔描摹又在楚王梦中现身的神女。赋中,楚王先复述了梦中所见:“其始来也,耀乎若白日初出照屋梁;其少进也,皎若明月舒其光。须臾之间,美貌横生。晔兮如华,温乎如莹。五色并驰,不可殚形。详而视之,夺人目精。”神女之来,如日月一般让楚王的眼前充满光亮,细细查看,又是如花似玉、五色相宣,令人目不暇接,令人心驰神荡。
楚王又令宋玉以赋写形,试图保留这短暂的印象:“其状峨峨,何可极言。貌丰盈以庄姝兮,苞温润之玉颜。眸子炯其精朗兮,瞭多美而可观。眉联娟以蛾扬兮,朱唇的其若丹。素质干之醲实兮,志解泰而体闲。既姽婳于幽静兮,又婆娑乎人间。”通过对其身体各个部位的铺写,宋玉尽可能地展现神女形貌的每一个细节,这位翩然入梦的女性完美无瑕,几乎荟萃了时人对女性之美的所有想象。楚王、宋玉的先后描述,实际是将神女一人容貌做两番描写,更便于作者铺排笔阵、倾泻词源,宋玉也确实不遗余力地展现了自己巨大的词汇量和骋词造句的能力。这种无所不及、纤悉必具的写生留影,既是赋体的典型修辞特色,也能满足作者的炫才之心。此后,巫山云雨成为成语,不知承载着多少狎思和欲望。
早期赋作多与宫廷娱乐活动有关,赋之一体原本有俳谐轻俗的特质。虽然语涉狭邪,高唐、神女二赋的行文实际十分文雅,神女虽入楚王梦中,却能以礼自持,让楚王空留怅惘,可见宋玉已开始尝试提升赋体品格。相较而言,《登徒子好色赋》更能彰显极言美色的风气与当时游娱文化之间的关联,并且,极美之外,此篇也着笔于极丑一面,美、丑两面双峰并峙,相映成趣。
登徒子向楚王诋毁宋玉好色,这是一个充满谐趣的场景,宋玉则从容辩解。他说自己东家有女,“增之一分则太长,减之一分则太短;著粉则太白,施朱则太赤。眉如翠羽,肌如白雪;腰如束素,齿如含贝。嫣然一笑,惑阳城,迷下蔡。然此女登墙窥臣三年,至今未许也”。这位女子美得恰到好处,不假朱粉之修饰而天生丽质,但她越不可方物,就越能证明宋玉立身之谨严。至于登徒子,“其妻蓬头挛耳,齞唇历齿,旁行踽偻,又疥且痔。登徒子悦之,使有五子”。面对如斯丑妇尚不能克制欲望,究竟是谁好色,一目了然。宋玉夸张的自辩和夸诞的反击,无疑有让观者捧腹的效果。
书写极美是文学之当行本色,书写极丑则反映了追求谐谑的恶趣味。但这并非宋玉偶然涉笔,在当时的娱乐活动中,说丑与称美一样,可能都十分常见,为人喜爱。北京大学所藏西汉竹书中,有一篇名为《妄稽》的俗赋,可以证明极美、极丑的书写,在汉代仍然相当流行。
赋中,容貌德行俱佳的名族少年周春,在父母的安排下娶妄稽为妻,而妄稽的丑恶触目惊心,令人不敢直视:“妄稽为人,甚丑以恶。肿肵广肺,垂颡折额。臂夭八寸,指长二尺。股不盈骈,胫大五握。蔑畛领腋,食既相泽。勺乳绳萦,坐肄于席。尻若冣笱,膞膌格格。目若别杏,蓬髪颇白。年始十五,面尽魿腊。足若悬姜,胫若棪株。身若猬棘,必好抱躯。口臭腐鼠,必欲钳须。”即使想象力再充沛,恐怕也无法通过这大段的排比文字,在脑海中复原出妄稽的面貌,她几乎是一个全无人形的怪物。周春无法忍受与其一起生活,又纳虞士为妾,而虞士则是一位秀出人伦的美女:“色若春荣,身类[~符号~]素。赤唇白齿,长颈宜顾。□泽比丽,甚善行步。□□□……出辞和暇。手若阴蓬,足若踹卵。丰肉小骨,微细比转。眺目钩折,蚁犂睫管。”她让周春一见钟情,也得到万千宠爱。
妄稽不仅容貌丑陋,还既妒且悍。尽管虞士一再示好示弱,她还是不能接受妻妾共处的生活,对虞士大加迫害,此赋的情节也因此越来越离奇。为了使虞士免于灾难,周春甚至为其建造了一个坚固的堡垒,然而,在他外出之际,墉墙之坚,重门之深,还是阻挡不了妄稽的入侵。她劫走虞士,大加捶笞,虞士命悬一线,幸而周春及时赶回,方才逃得性命。值得注意的是,妄稽之丑与虞士之美,赋中都一写再写,极力铺衍。美、丑甚至有了相互催发的效果:妄稽越是丑拙暴虐,虞士就越发楚楚可怜。
这个看起来无法收场的故事,以妄稽病死终结,临终之际,她因为自己的残暴而露出悔意。周春为何会娶妄稽?此赋的一些情节事理上难以索解。不过,“妄稽”即无稽之意,表明此赋纯属虚构,并无意于讲述一个合情合理的故事。对于当时的读者或观众而言,从极美、极丑的反差中,从丑妇作怪的戏剧性情节里获得愉悦,才是赋作最主要的功能,此篇因此具有极其强烈的戏谑、调笑色彩。《妄稽》篇已有残缺,据整理者推算,原文当有三千余字,篇幅不可谓短,堪称早期文学中极美、极丑书写的集成之作。
在赋体文学中,摹写美人是一个经典题材,宋玉之后,曹植《洛神赋》最为知名。同样值得注意的是,丑妇书写在赋体中也代有所作,甚至不乏佳构。相传潘越即有《丑妇赋》,可惜已经亡佚,敦煌文献中则保存了赵洽《丑妇赋》与《丑女缘起》等篇,明清之时,仍有人以此为题进行创作。必须承认,无论是书写美人还是丑妇,都有物化女性的嫌疑,但作为一个源远流长的文学传统,这些书写既为文人提供了炫耀才华的契机,也给读者带来开怀一笑的愉悦。
极美、极丑的书写,庄子借之阐发哲思,破解人们的执念和偏见,《妄稽》作为一篇故事赋,主要功能在于取悦观众、佐人清欢,至于宋玉,他的赋作有偏向于俗的一面,也有化俗为雅的努力。总之,这组题材出入雅俗之间,有着丰富的面向和多样的精彩。进一步说,极美、极丑的意象在早期中国文学中实际有广泛的存在。《诗经》中有“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的硕人,也有肮脏的籧篨、戚施;屈原作品中大量存在的香草美人与粪壤萧艾,也是用美、丑的对比,来形容诗人与污浊尘世的格格不入。推想事物的极端状态并极力描写,是思维与语言的双重实验,会迫使学人才士们神思飞扬,也要求撰文者提升表达技艺和修辞功力,这无疑有助于拓展文学的疆域,推动文学史的前进和发展。
《光明日报》( 2023年01月09日 13版)
翰墨风流冠古今——读《兰亭序》******
作者:李昕 单位:中国书法家协会
有“天下第一行书”美誉的《兰亭序》,问世近1700年,是世人心慕手追的书法佳作,也是流传千古的文学名篇。王羲之书法流传至今,蕴含强大生命力与艺术美,不只是技法,更是文化依归。《兰亭序》以无声语言承继中华文化传统,成为华夏民族不朽的精神载体。赓续文脉传统,陶铸时代精神,走好创变之路,这或许是《兰亭序》留给今人的重要启示。
唐代冯承素摹《兰亭序》
一
文史大家周汝昌曾说,中华文化有三大国宝——《兰亭序》《文心雕龙》《红楼梦》,皆属极品,后人难以企及。在他看来,这三者存在“多谜性”——异说多、争议多、难解多,历代史家着力注疏考证,唯此三者称最。有“天下第一行书”美誉的《兰亭序》,罕书珍墨,绝代佳作,单是太宗心仪右军、萧翼计赚兰亭以及兰亭下落、真伪、论辩等趣闻轶事就吊足世人胃口,成为经久不息乐此不疲的文化谈资。
相传《兰亭序》为王羲之酒酣耳热之际乘兴挥毫而成。作品二十八行,三百二十四字,以鼠须笔写在蚕茧纸上,遒媚飘逸、圆转流美、劲健婀娜。据说次日,王羲之酒醒,展卷捧读钟爱无比,便试着伏案重写,结果均未有原来神韵,不禁感慨,“此神助耳,何吾能力致。”
在书法史上,《兰亭序》是神来之作,谜一般的存在……
二
公元353年(东晋穆帝永和九年)的上巳节,与往年并无二致。北方战事依然胶着。大地复苏,春光日暖,人们来到水边沐浴洗濯,祈福祛邪,是为修禊。文人雅士借机邀约相聚,赏景听琴,品茗饮酒,吟诗作赋,是为雅集。这年的上巳节注定与众不同,右军将军、会稽内史王羲之召集了名垂青史的修禊雅集。
会稽山阴的兰亭,四周崇山峻岭、茂林修竹、清流急湍……天地澄澈,一如王羲之心境澄明。风和日丽,风物闲美。大家列坐溪水两侧,觞置于溪中,顺流而下。依约定,觞停于面前,就得赋诗,否则罚酒三杯。于是,一时饮酒吟诗好不畅快,一唱一和尽显文士风流。
参加雅集凡四十二人,王、谢、郗、庾等世家大族悉数到场:王羲之、王徽之、王献之、王凝之、王玄之、王蕴之、王丰之、王肃之、王彬之、王涣之、徐丰之、曹茂之、曹礼、曹华、孙绰、孙统、孙嗣、谢安、谢万、谢瑰、谢滕、谢绎、郗昙、庾友、庾蕴、魏滂、桓伟、羊模、孔炽、后绵、刘密、虞谷、虞说、任儗、袁峤之、华茂、劳夷、华耆、卞迪、丘髦、吕本、吕系。
王羲之,时年五十。两年前到任会稽,主持郡内事务。
谢安、谢万,兄弟二人才器出众。谢安33岁,此时距“淝水之战”尚有三十年,但已声扬天下。
孙绰,39岁,少因文闻名。当世名人去世,必延请撰文,刊石刻碑。曾作《游天台山赋》,文辞颇得好评,他对友人说:“卿试掷地,当作金石声也。”掷地有声即出典于此。
郗昙,33岁,散骑侍郎,太尉郗鉴之子、王羲之妻弟,善草书,“密壮奇姿,抚迹重熙,若投石拔距,怒目扬眉”。
庾友、庾蕴,司空庾冰之子,颇有声名。
…………
据考,雅集十一人成四言五言诗各一首,十五人各成诗一首,十六人诗不成,罚酒三觥。诗作辑为一册,王羲之担纲作序,是为《兰亭序》:
永和九年,岁在癸丑,暮春之初,会于会稽山阴之兰亭,修禊事也。群贤毕至,少长咸集。此地有崇山峻岭,茂林修竹;又有清流激湍,映带左右,引以为流觞曲水,列坐其次。虽无丝竹管弦之盛,一觞一咏,亦足以畅叙幽情。
是日也,天朗气清,惠风和畅,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所以游目骋怀,足以极视听之娱,信可乐也。
夫人之相与,俯仰一世,或取诸怀抱,悟言一室之内;或因寄所托,放浪形骸之外。虽趣舍万殊,静躁不同,当其欣于所遇,暂得于己,快然自足,不知老之将至。及其所之既倦,情随事迁,感慨系之矣。向之所欣,俯仰之间,以为陈迹,犹不能不以之兴怀。况修短随化,终期于尽。古人云:“死生亦大矣。”岂不痛哉!
…………
宋代马远《王羲之玩鹅图》
三
世间的美好,往往妙不可言;艺术的魅力,常常难以形容。面对《兰亭序》,或是初初相见,或如故交重逢,总有愉悦欢欣自心底充盈而出,那是神交意会之感,“翩若惊鸿,婉若游龙,荣曜秋菊,华茂春松。髣髴兮若轻云之蔽月,飘飖兮若流风之回雪。”
孙过庭以“体五材之并用,仪形不极;象八音之迭起,感会五方”形容书法之妙,如果前者即言点画结体章法,后者可谓笔墨韵律节奏,二者相得益彰相映成趣。细观“兰亭”,点画笔法,灵动流畅,挺逸隽美;结体安排,疏密有致,得体匀美;章法意蕴,行云流水,生动盎然。
《兰亭序》美在笔墨技法。黄庭坚说:“反复观之,略无一字一笔不可人意。”赵孟頫感慨:“书法以用笔为上,而结字亦须用工。盖结字因时相传,用笔千古不易。右军字势古法一变,其雄秀之气出于天然,故古今以为师法。”董其昌评价:“其字皆映带而生,或小或大,随手所如,皆入法则,所以为神品也。”诚如王羲之所说:“视形象体,变貌犹同,逐势瞻颜,高低有趣。分均点画,远近相须;播布研精,调和笔墨。锋纤往来,疏密相附,铁点银钩,方圆周整。”单论全篇20个“之”字,极尽变化,与上下左右呼应有致,顾盼生姿,无丝毫违和。
《兰亭序》美在文字文本。扬雄有“言,心声也;书,心画也”之说。书法是汉字书写艺术。如果说汉字是书法的形成基因,文本则是内在灵魂。作为文化独特标识,书法经典必定历经时间打磨、沉淀时代精华。《兰亭序》是世人心慕手追的书法佳作,也是流传千古的文学名篇。吴楚材、吴调侯选注《古文观止》评道:“通篇着眼在死生二字。只为当时士大夫务清谈,鲜实效。一死生而齐彭殇,无经济大略,故触景兴怀,俯仰若有余病。但逸少旷达人,故虽苍凉感叹之中,自有无穷逸趣。”
雅集之序,写尽人生。
四
两年前,王羲之挈妇将雏来到越中,安家蕺山之下。会稽是摄政王司马昱的封地。二十三年前,会稽王司马昱尚年幼,王羲之被选为会稽王友。六年后,调入征西将军庾亮府任参军……看惯狼烟烽火旌旗猎猎,看淡刀光剑影鼓角争鸣,看倦权臣争斗尔虞我诈,他抽身军旅沙场,远离建康权力漩涡,得机赴任会稽。
浙水越地,山清水秀,王羲之深为吸引,“初渡浙江,便有终焉之志”。故主新差,内史衙门生涯不轻松。饱经战事袭扰的江南,民生废弛,满目疮痍。“自军兴以来,征役及充运死亡叛散不返者众,虚耗至此,而补代循常,所在凋困,莫知所出。”“此郡之弊,不谓顿至于此,诸逋滞非复一条。”现实惨淡,他尽忠竭力为郡务奔走操劳。
上任次年,逢旱灾,粮食歉收,百姓饥馑无着。商绅囤积居奇,朝廷以储备军粮为由驳回王羲之赈灾请求。情势危急,他心急如焚,下令断酒节粮,居然有人反对。他向友人坦陈:“百姓之命倒悬,吾夙夜忧,此时既不能开仓庾赈之,因断酒以救民命,此有何不可。……吾复何在,便可放之,其罚之制,宜严重,可如治日,每知卿同在民之主。”他恢复建设漕运,减轻刑罚以解决用工难,严惩贪盗官米的“鼠耗”行为。得知吴会百姓赋役尤重,他上疏据理力争,减轻赋税徭役等策多为朝廷采纳。
虽劳心费力,但民有所得令其颇感欣慰。他致信谢安:“顷所陈论,每蒙允纳,所以令下小得苏息,各安其业。若不耳,此一郡久以蹈东海矣。”不怠政鱼肉百姓,惠民济生,善莫大焉。后世欧阳修治理滁州,有“上之功德,休养生息,涵煦于百年之深也”的感叹,为民之心,同出一理。
年前北伐战况不利,在王羲之意料之中——主帅殷浩是好友,但非帅才,王羲之数次上书反对无果,民扰国耻,徒增感伤。意料之外的是次年兵败殷浩被贬庶人,郁郁寡欢不久便亡故。一念过往,一念将来。命若草芥。乱世之时的上巳时节,万物发春华,案牍劳形之余,广袤天宇之下,畅叙幽情,自然生发关乎生命的感慨……
800年前的上巳节,孔子问弟子志向。曾点侃侃而谈:“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孔子喟然叹曰:“吾与点也!”一幅国治民安和乐景象。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文人仕宦心中的济世情怀多有相似。如今,时间做了注解:世殊事异,所以兴怀,其致一也。
明代文徵明《兰亭修褉图》(局部)
五
雅集,集的是文人文翰,雅的是文兴文心。金谷诗会仿若昨日。
石崇是西晋权臣,有诗名。他以重金在洛阳建造别墅“金谷园”,置奇花异草珍禽怪兽亭台楼榭,郦道元《水经注》有“清泉茂树,众果竹柏,药草蔽翳”,即言蔚为壮观。石崇与左思、潘岳等常在此聚会结社,史称“金谷二十四友”。
296年,征西大将军祭酒王诩将返长安,石崇召集诗会饯行。左思、潘岳、刘琨、陆机、陆云等三十人参加。石崇为诗会文集撰《金谷诗序》。雅集盛况,序言可见一斑:
余以元康六年,从太仆卿出为使持节监青、徐诸军事、征虏将军。有别庐在河南县界金谷涧中,去城十里,或高或下,有清泉茂林,众果、竹、柏、药草之属,莫不毕备。又有水碓、鱼池、土窟,其为娱目欢心之物备矣。时征西大将军祭酒王诩当还长安,余与众贤共送往涧中,昼夜游宴,屡迁其坐,或登高临下,或列坐水滨。时琴、瑟、笙、筑,合载车中,道路并作;及住,令与鼓吹递奏。遂各赋诗以叙中怀,或不能者,罚酒三斗。感性命之不永,惧凋落之无期,故具列时人官号、姓名、年纪,又写诗著后。后之好事者,其览之哉!凡三十人,吴王师、议郎关中侯、始平武功苏绍,字世嗣,年五十,为首。
石崇笔墨才情描绘的良辰美景管弦之盛宴酣之乐,不过是豪门骄纵醉生梦死的真实写照。耽于逸乐,欢娱终有尽。乱世之中,生如蜉蝣,难怪要“感性命之不永,惧凋落之无期”。后世杜牧过金谷园,触景生情写下:“繁华事散逐香尘,流水无情草自春。日暮东风怨啼鸟,落花犹似坠楼人。”诗人感慨石崇与歌妾绿珠传说,这何尝不是对朽腐王朝富奢豪族逝如落花的悲叹呢?
兰亭雅集,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则有不同况味。
《世说新语》记载:“王右军得人以《兰亭集序》方《金谷诗序》,又以己敌石崇,甚有欣色。”苏轼曾为《右军斫脍图》题跋,“兰亭之会或以比之金谷,而以逸少比季伦,逸少闻之甚喜。金谷之会皆望尘之友,季伦之于逸少如鸱鸢之于鸿鹄,尚不堪作奴,而以自比,决是晋宋间妄语。”《世说新语》用词意味深长,耐人寻味。同仁点破玄机,兰亭有抗衡金谷之味,一个“方”字,与“敌”对应,非仿效、比拟可解。王羲之会心而喜——心气趣味相异,岂是比拟,简直不屑。序文“虽无丝竹管弦之盛”足见轻蔑之意。他作《兰亭诗》:“鉴明去尘垢,止则鄙吝生。体之固未易,三觞解天刑……”
一个于张扬中尽显豪奢享乐之气,一个在清新中展现淡雅豁达之风;一个是荒诞放纵时代下社会垂死的哀荣,一个是散逸自在人性中生命价值的探求。同为官宦之人,为文境界高下立判。再看石崇、刘琨等悲剧人生,何为文?何来雅?
流水潺潺,春草萋萋,风流总如落花流水风吹去。世间万象,人事沧桑,存乎一心。
六
一部《兰亭序》,半部魏晋史。
死生亦大矣。这是《庄子·德充符》中记述孔子的感慨,由此他赞誉鲁国兀者王骀内心之德,“审乎无假而不与物迁,命物之化而守其宗”。追问生死是探寻生命终极价值的哲学基本命题。对待生死,隐忍抑或暴怒,回避抑或直面,随性抑或持重,因人而异。家国危难,宦海浮沉,人事变迁,经历是是非非起起落落浮浮沉沉,生死之境、得失之道如此真实呈现,岂不痛哉?
几位特殊人物的离去,让王羲之刻骨铭心。
父亲王旷,朝廷肱股之臣。经过八王之乱,西晋岌岌可危,他力主南渡建康,孤军在北伐前线征战。310年,在当年白起围歼赵括军队的长平,与北方之敌激烈交战,全军覆没,王旷就此生死不明。《晋书》说王羲之“幼讷于言”。仓皇南渡,经历簪缨之族的家道中落,父亲是如影随形却难以言说的痛楚。对王旷,能臣功业,一念之下,生死凶险难料;对王羲之,幼年失怙,一朝之间,人间冷暖尽知。
叔父王敦,东晋立国重臣。王敦颇赏识王羲之,曾当面赞誉,“汝是我佳子弟,当不减阮主簿”,寄予光耀王氏家族厚望。王敦行事强势,功高震主而致“王敦之乱”,终死于军营。王导等惊恐万分,惶惶不可终日,所幸皇帝并未株连治罪。王敦从功臣到罪人的逆转,确是不小的震动。父亲不明就里消失的阴影未散,叔父谋逆病死如同大山,压在家族门楣上,让人喘不过气来。
说到王敦,还得提周顗。周顗是当朝德高望重的名士。某日,13岁的王羲之慕名拜访,席间上“牛心炙”,当着一众宾客,周顗离席亲自切下牛心给王羲之。这是至高荣耀。王羲之年少声名鹊起,周顗有知遇之恩举荐之功。这样一位正直高古之士,却被王敦发兵建康时杀害了。好友劝他躲避,他慷慨道,“吾备位大臣,朝廷丧败,宁可复草间求活,外投胡越邪?”周顗的惨遇,王羲之有动容感慨,更有惊诧震撼。
23岁时,王羲之出仕。经历司马昱王府任职,再转庾亮将军府幕僚。庾亮顶着压力准备北伐,不幸遇挫,怏怏而卒,临终前向朝廷举荐王羲之“清贵有鉴裁”。庾翼接任,依然器重王羲之,依然积极北伐。
永和元年,庾翼病死北伐军中。此前,王导、郗鉴、庾亮等一位位器重他的重臣良将先后离世,生死意象竟如此惨淡。
桓温势力崛起,起用殷浩成为朝廷首选。永和三年,王羲之接受殷浩推举,担任护军将军。司马昱、殷浩积极准备北伐。国难之时,殷浩、桓温不睦,王羲之毅然出面,“密说浩,令与桓温和同,不宜内构嫌隙,浩不从”。眼见北伐行将重蹈覆辙,他改变了素来支持北伐的态度,再三上书劝阻。一意北伐,难逃国家蒙乱,百姓遭劫。支持北伐,只有失败;反对北伐,只有失望。当殷浩和司马昱主意已定,王羲之唯有抽身而退,失望而归。
离开军营,暂居建康。殷浩敬仰王羲之为人,“逸少清贵人,吾于之甚矣,一时无所后”,修书力劝他出来任职。“悠悠者以足下出处足观政之隆替。岂可以一世之存亡,必从足下从容之适?”天下之治,由得贤也;天下不治,由失贤也。怎能以国家存亡大义服从个人散淡闲逸的生活志趣呢?
这次,听从殷浩建议,王羲之上任右军将军、会稽内史。这就有了后来的《兰亭序》。
七
魏晋风度,一种标志性的时代精神和文化现象。
国家战事频仍、社会动荡不安,饱受物质和精神之苦,却形成中华文明史上独树一帜的魏晋风度。“立异于众贤之外,皆是诸名贤寻味之所不得。”张扬乖张放达的求真、回归清丽质朴的尚简、追求俊逸奔放的崇美,风行文人圈。由此,“晋人以虚灵的胸襟、玄学的意味体会自然,乃能表里澄澈,一片空明,建立最高的晶莹的美的意境。”反映到书法领域,文人自我内省和率性表达,“把笔抵锋,肇乎本性”,风流自赏、我手写我心,率真简淡、妍美流畅成就尚韵书风。
宋代蔡襄激赏晋书风韵,“书法惟风韵难及。虞书多粗糙,晋人书,虽非名家,亦自奕奕有一种风流蕴藉之气……可以精神解领,不可以言语求觅也。”行草书更见其精髓。宗白华曾评析晋书美学意蕴:“行草艺术纯系一片神机,无法而有法,全在于下笔时点画自如,一点一拂皆有情趣,从头至尾,一气呵成,如天马行空,游行自在。又如庖丁之中肯綮,神行于虚。这种超妙的艺术,只有晋人萧散超脱的心灵,才能心手相应,登峰造极。”
从东汉到魏晋,亦是隶变时期,楷行草等书体正逐步定型,书法审美新风尚正待形成。书法艺术性相较实用性愈渐凸显,质朴稳厚的篆隶书风流变为遒劲晓畅的行草书。王羲之博采众长,行书创变自成一路——精妙流美的字体体现楷法的完备,飘逸俊雅的笔法隐含楷书的健朗。《兰亭序》个性洒脱、意趣盎然、意韵深厚的书风即为典型,因应了社会审美需求。
梁武帝萧衍以“龙跳天门,虎卧凤阙”形容王羲之书法。虎卧是力度与厚实,是端庄稳健的风貌;龙跳是雅致与散逸,是畅快流动的气息。动静相应,方圆并用,是为中和之美。《兰亭序》内擫取势,聚力凝神;外展妍美,清新俊雅。“不激不厉,而风规自远”,尽现中和神韵。物象之美、意象之妙、情象之趣,王羲之“我书我心”走出书法发展的另一境途。
明代项穆曾说:“圆而且方,方而复圆,正能含奇,奇不失正,会于中和,斯为美善。”中和,乃书法之道。熊秉明先生将中和视为书法最高理想,中和“穷变化、集大成”,好像阳光,似乎只有白色,其实包含一切色。古今一揆。张怀瓘有评价,“右军开凿通津,神模天巧,故能增损古法,裁成今体。进退宪章,耀文含质。推方履度,动必中庸。”中和书风的形成和追捧,体现了中国传统审美价值理念和艺术情趣。故自梁唐后,王羲之书法成为“终古之独绝,百代之楷式”。
八
文化是心灵的学问,艺术是心灵的创造,书法即为心灵之道。宗白华说,中国书法是节奏化了的自然,表达着深一层的对生命形象的构思,成为反映生命的艺术。齐白石认为,中国艺术最基本的源泉是书法,对于书法若没有相当的认识和理解,那么和中国的一切艺术可以说绝了姻缘。作为华夏民族精神气质的典型象征,书法表达了中华文化的生命律动,体现了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和生命态度。
书法以笔墨呈现真实情性,体现书者对自然世界与内心世界、对宇宙生命与自我生命的映照。通人之变是书家追求的至高境界,有诸于中而形诸外,得于心而应于手。王羲之就有“书者,玄妙之伎也,若非通人志士,学无及之”之论。于哲学意蕴中,书法透露出书者的人文趣味、行为方式与价值取向。
衣冠南渡,风雨飘摇,群雄割据,生灵涂炭。时人崇尚老庄,大谈玄理,寄情山水,沉迷炼丹饮酒,直感慨生若浮萍。然而死生亦大矣,俗世之中,还有世俗之上。固知一死生为虚诞,齐彭殇为妄作。人生苦短,惜时悲老,还需眷念生活,经世致用,有所作为。
王羲之受时风影响但不为羁绊。某日,政务之余,与谢安登城远眺。谢安一番论理,便生弃世归隐之念。王羲之说:“夏禹勤王,手足胼胝;文王旰食,日不暇给。今四郊多垒,宜人人自效。而虚谈费务,浮文妨要,恐非当今所宜。”国家动荡危难,怎能安于闲谈论道?回看这段对话,堪为他会稽内史任上勤勉尽心的写照——身处乱世,生而有涯,亦当行有为之事。
人之在世,趣舍万殊,静躁不同。所遇之事满意,便会沉浸其中欣然自得而不知时光流逝。及其所之既倦,情随事迁,感慨系之矣。于是,悟言一室者有之,放浪形骸者有之。面对同僚龃龉掣肘,骨鲠爽直不流俗世的他再次抽身而退。不是退避,而是“志于道,游于艺”。355年,王羲之告病辞官。久在樊笼,复返自然。“修植桑果,今盛敷荣。率诸子,抱弱孙,游观其间。有一味之甘,割而分之,以娱目前。”
睥睨天地,人生过客,孰为重?修短随化,终期于尽。在时间面前,所有清谈虚名、权位利益都将变为陈迹,个中生死之道,任何豪杰枭雄贩夫走卒概莫能外。北伐途中,桓温见到往日手植柳树已有十围之粗,心生感慨:“木犹如此,人何以堪!”攀枝执条,泫然淌泪。此番,王羲之悠游林下,“坐而获逸,遂其宿心”。
世事漫随流水,算来一梦浮生。超脱世事,并非超然物外。他忧心献之婚事,致信友人:“吾有七儿一女……唯一小者尚未婚耳。过此一婚,便得至彼。”他念念不忘川蜀山水,致信周抚,“想足下镇彼土,未有动理耳。要欲及卿在彼,登汶领、峨眉而旋,实不朽之盛事。但言此,心以驰于彼矣。”
北方战事令人忧心。356年,琅琊临沂祖墓遭毁,不能前往整修,“痛贯心肝,痛当奈何”?国耻家恨,王羲之悲愤至极,写下《丧乱帖》。358年,意欲北伐的桓温委以谢万重任。殷鉴在前,深为忧虑,他告诫谢万,“愿君每与士之下者同,则尽善矣。食不二味,居不重席……济否所由,实在积小以致高大,君其存之。”不骄奢傲物,勿以善小不为,心性通达,循事理而行。
生死无常,斗酒相娱,乱世江湖醉一场;死生无畏,归去来兮,金戈铁马梦一场。叩问生死,王羲之放下的是俗念龃龉,放不下的是国事亲情。临池濡墨染翰,他于现实与精神间寻一隅安放内心的乐土。
书法乃指间之技、纸上之艺,更是腹内之文、心中之道。苏轼评价王羲之书法“萧散简远,妙在笔画之外”。刘熙载说:“学书者有二观:曰观物,曰观我。观物以类情,观我以通德。”读懂王羲之书法,不只是技与艺,更是安身立命的道与义——闪耀人性光辉,有道家通透放逸,也有儒家厚重健朗。如此,《兰亭序》就是参透人生、探明事理、关乎生死哲学的精彩导引,映照出中国文士澄明通透的心灵天空。
九
1310年,57岁的赵孟頫奉诏前往大都,过南浔,好友独孤淳朋前来送别,并让与《宋拓定武兰亭序》。这令其喜不自胜。“北行三十二日,秋冬之间而多南风,船窗晴暖,时对兰亭,信可乐也。”舟行途中,潜心赏玩临习,并专为之作跋,仅独孤本就有十三跋,后称《兰亭帖十三跋》。“学书在玩味古人法帖,悉知其用笔之意,乃为有益。右军书兰亭是已退笔,因其势而用之,无不如志,兹其所以神也。”赵孟頫感慨不已,“右军人品甚高,故书入神品。”作为二王书风承前启后人物,他道出《兰亭序》艺文兼备、技道互参、人书合一的魅力了。
有人说,王羲之书法流传至今,蕴含强大生命力与艺术美,不只是技法,更是文化依归。失去母体文化的艺术创作是没有出路的。唯有基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新,方能使书法焕发新生。
正因如此,历代摹刻不断。《善本碑帖录》记载:“自王羲之《兰亭序》问世以来,临摹本中上佳者有《定武本》《神龙本》《褚摹本》《薛稷本》《落水本》《东阳本》《上党本》等18种。”《兰亭序》原本下落已成历史悬案,但众多摹本拓本艺术价值光彩熠熠。米友仁曾赋诗:“翰墨风流冠古今,鹅池谁不赏山阴。此书虽向昭陵朽,刻石犹能易黄金。”
后之视今,亦由今之视昔。历经近1700年,《兰亭序》以无声语言承继中华文化传统,成为华夏民族不朽的精神载体。兰亭精神历久弥新。清代沈宗骞《芥舟学画编》有“自出精意,自辟性灵,以古人之规矩,开自己之生面”。赓续文脉传统,陶铸时代精神,走好创变之路,这或许是兰亭留给今人的重要启示。
今天的绍兴,在兰亭故地辟有右军祠,配建流觞亭、曲水流觞等小品,定格那场雅集盛况。流觞亭廊柱有对联:“此地似曾游,想当年列坐流觞未尝无我;仙缘难逆料,问异日重来修禊能否逢君。”
雅集不散。此际,时空交响;此地,物我一体。
天地悠悠,日月光华。感谢王羲之和《兰亭序》,因为这中国文化的丰碑巨竭,我们连接前人,照耀后来!
《光明日报》( 2023年01月06日 13版)
(文图:赵筱尘 巫邓炎)